当下，AI迅猛发展，在诸多领域受到推崇，再次将一个恒久的理论命题置于人们面前：怎样跨越技术突破带来的“陷阱”，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本文作者以《技术陷阱》一书为线索，通过与历史上的数次技术革命比较，分析了AI会造成的“技术陷阱”：进一步取代普通劳动者，难以创造就业“增量”；重构中产阶级；挤压人类价值和意义属性的空间，引发“意义危机”。基于此，作者提出了规避“技术陷阱”的具体措施，重点是面对AI冲击，要为人类智慧的迸发保留一份“自留地”，对处于劣势的群体提供补偿和支持。

　　麦金德曾提出过以陆权为中心的地缘战略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世界。马汉则认为“争夺海上主导权主宰国家命运”。随着人工智能、外太空探测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当下的地理政治学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治学者布鲁诺·玛萨艾斯即以俄乌战争、中美战略竞争等为例，预见地理政治学的竞争模式将从自然世界向人造世界的迁移，这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秩序的演变。不过，玛萨艾斯所描绘的未来地理政治学图景无疑是人性悲观论和西方式冷战思维的投射，忽视了各方的能动性和不同行为体深度依赖合作、新兴世界规则变化的可能性。

　　2025年，项飚出版了收录其与专家学者的六场对话的《你好，陌生人》一书，探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重建“附近”，重建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连接。关于“我们的集体困境”，本文作者王小章并无疑义，但他认为“附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失去传统上所具有的意义，要在其日常生活中“重建附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友情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这样“自由选择”建立起的精神纽带，也许可以对抗生活在抽象、陌生的世界中的虚浮感，找回生活的具体感、真实感。

　　家庆、婚庆、祝寿、美人、春宫，这类并非为了审美而只是为满足日常需用的盛清世俗绘画被美国艺术史家高居翰偶然发现，并以“致用和娱情”作了专题研究。其中吸引作者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同样是世俗绘画，为何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被大量存下来，而曾经在大清兴盛繁荣、技法高超的苏州版画却集体消失了？就如葛兆光所说，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有时候重要的并不是存在什么，增加了什么，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那些不再被记录的风俗、知识、思想和观念，那些被忽略、遗忘、删除和减去的东西。本文深入清代世俗绘画的繁荣、衰落、毁弃和遗忘的历史，从这一独特的角度体察盛世文明的暗面。

　　文章独辟蹊径地揭示了“文明冲突论”实为亨廷顿为西方内部危机开出的“诊断书”。在作者看来，“文明冲突”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区分敌我”的政治逻辑，其深层目的是为了转移和掩盖西方内部日益激化的文化冲突与国际矛盾，并试图通过树立外部“他者”来重塑内部认同。作者将亨廷顿文本中的忧思，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的现实言论、特朗普与拜登两届政府的政策取向巧妙勾连，论证了“亨廷顿的幽灵”如何深刻影响着当下西方的重组轨迹。

　　在本文中，作者把哈丽雅特·泰勒和密尔的爱情看作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因为它不仅带来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论自由》，也直接催生了《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它深入文明演进的历史，指明妇女的屈从地位是人为造就的结果，是强力法则的产物，文明的进步逐步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虽然密尔为此背负了“危险的激进分子的名声”，观点也并非毫无缺欠，但他的思考超越了时代，在今天仍激起不断的回响。

　　在国会请愿、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近代商会都起了关键性作用，而对新式工商阶层崛起和商会的创办，掌管商部的唐文治有力荐托举之功；在上海交通大学面临政局动荡、校务混乱、经费奇缺之时，唐文治顺应潮流，整饬规划，使交大与蔡元培执掌的北大一样成为新兴教育的重镇；五四新潮激荡，无力回应时，他则离开交大，坦然选择“无锡国学专修馆”，以赓续传统，以救心而救世。本文梳理唐文治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这三重贡献，让我们正真看到时代激流中个体的选择和所能努力的极致，也从他的功败垂成，体会到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复杂性。

　　“其余的世界都好像静止着的时候，中国和桌子们开始跳舞起来——想去鼓舞别人。”这是《资本论》中第一卷第一章最后一节，马克思自己所加的注释。为什么是“中国”和桌子起舞，这让人感到费解。郭沫若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编译局，都分别做出过解释。但王璞从本雅明的路径，追到了雨果的源头。这就像是一场思想文化史的解谜过程，是学术探案，也是一个跨国、跨语际的历史辩证意象之谜。在这一刻，历史与现实也仿佛一起翩翩起舞。

　　作者回忆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己在印第安纳大学求学的经历，其时，来自文明古国的中华学子，纷纷跨越重洋向西方学界寻求中国文史研究的新的理论与方法。面对须“向胡儿习汉文”的尴尬处境，作者不无调侃地评述了当时汉学界的一些怪现状，他认为，在学术领域，面对海外汉学家，我们应该有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但大可不必“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

　　如果说琼瑶小说和电视剧中死去活来的爱情慢慢的变成了过去式，如今作为爱情本质的欲望和激情也已在亲密关系中渐渐凋零——没有永恒，也没有完满，有的只是像《好东西》中那样的不被定义的“情境性关系”。作者目睹了爱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四个阶段的逐步蜕化。当结婚率和生育率同时经历断崖式下跌，当身边的年轻人已经将爱情视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宁愿选择AI情人，他所叙述的这一段“罗曼蒂克消亡史”，恐怕不单单是体现年轻一代的情感困境，也牵涉未来时代人们都要正视的亲密关系与道德价值变革。

　　《白银资本》中译本自2001年问世以来，曾引起知识界比较大的讨论。像秦晖、王家范、李伯重、陈燕谷、张国刚、刘北成等，围绕明清经济史范式转型、“欧洲中心主义” VS “亚洲中心主义”、平衡全球视野与区域特殊性等议题，都曾亲自参与争论。时过境迁，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白银资本》是否有新的可以阐述的空间，值得玩味。作者重估此书，提出“规则起点论”的主张，将明清困境与当代中国“世界工厂+规则弱势”并置，最终提出：一个经济体的全球主导力，不是由它输出了多少资源决定，也不是由它吸纳了多少资源决定，而是由它能否设定游戏规则、组织全球信用，并在危机中维持秩序所决定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收回了租界，实现了对上海的全面管治。可是短短三年多，“大业中兴，建国更始，来苏已临”的信心氛围就消失殆尽。局面何以至此？各方面的因素都曾被加以挖掘分析。本文关注的焦点在当时上海社会影响力巨大、左右民心走向的重要力量——工人阶层，细致分析了战后上海工人运动失控的原因及其给国民政府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在工人群体内部，是否就如贺江枫近著所说的实现了阶层差异的跨越、有了共同的阶级意识，这在作者看来依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被乡村百姓称为“白喜事”的丧葬仪式上，敲锣打鼓几乎是必备节目。借锣鼓之声铺红掩白，忘悲减痛，是民间应对事变的理路。打击乐从原始祛晦和震慑的功能，逐渐被赋予祈瑞呈祥的意义，再以锣鼓经进入艺术的殿堂，从巫术到艺术，其中蕴含的思想和信仰超越音乐艺术，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两者相遇时，乡土艺术给予现代语境以实用演示，后现代语境给予乡土艺术以理论支持，实现了从物质介质进入精神境界的腾跳，“对击”出了新视野。